汉斯蒂斯雷曼访谈乌镇戏剧节及其他(2)

《我们的班集体》是这三部立陶宛作品中我最看重的。雅娜·罗斯将这么困难的题材处理得非常得体，一方面深刻揭露了波兰的反犹主义，想想看，波兰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一直延续到1945年以后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；另一方面，它并不谴责具体的个人，同学中一些人成为施害者，一些人成为受害者，并不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坏，也可能只是因为这些人更灵活地适应了社会需求。标题中的“class”不仅指班集体，也指资产阶级社会。从形式来说，这是真正的史诗剧场该有的样子，不仅仅是在布莱希特的意义上，因为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场往往和社会批判联系在一起，而在《我们的班集体》中，现实以自在的方式呈现，每件事情可能独立存在，而不是按照因果逻辑发展。它具有高度政治性，同时对观众来说也是一部容易进入的作品。

织工：也许对中国观众来说不像西方观众那么容易进入，因为在戏剧节青年论坛的讨论中，中国剧评人对它的评价明显低于国外剧评人。

雷曼：对，我有印象，我在论坛发言的时候也听人提起过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

织工：也许有一种理解上的障碍？人物多，时间长，信息量大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觉得这是别人家的事，如果只对这部作品做寂然不动的审美观照，那确实不是很愉快的体验。但我觉得它写的完全就是我们，我在剧场一直起鸡皮疙瘩。

雷曼：是的。如果认为这个戏离自己很远，可能是一种有意漠视吧。

织工：您对《西方社会》和《影子（欧律狄刻说）》两部来自德国的作品有什么评价呢？

雷曼：《影子》当然是一部好作品，在影像与剧场的融合方面，凯蒂·米切尔确实是一流的导演，耶利内克则是具有引领地位的后戏剧剧场作家，二者结合得很好。《西方社会》是一个有趣的游戏，通过再扮演“被观看次数最少的网络视频”，来再现西方社会生活的本质。大嘴突击队采用了他们惯常的方式，将观众召唤到舞台上，一开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，大家都想参与。这些观众是“被发现的演员”（found performers），就像被杜尚发现的物体，这一点与里米尼记录（Rimini Protokoll）发现“日常生活的专家”（specialists of everyday life）有相似之处。除了观众取代演员外，舞台上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但是这一晚仍然充满了欢笑、反讽、情感，甚至忧伤。这是最好的后戏剧剧场，在欧洲，在中国，都被很好地接受。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抱怨其中缺少文学性，但是不能否认，作为剧场艺术，它太出色了。

织工：您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属于后戏剧剧场而更偏爱它们吗？

雷曼：我看戏的时候不会很在意戏剧剧场和后戏剧剧场的分类，我更关注作品本身是否有趣，是否有批判性和创造性。

织工：您对本届戏剧节的中国剧目有什么印象？

雷曼：乌镇戏剧节为中国和西方的戏剧人提供了相遇和讨论的机会，但有时彼此的误解也难以避免。比如说田沁鑫导演的《狂飙》，用文献剧的方式呈现了剧作家、同时也是中国国歌词作者田汉的一生，演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，整体来说是一部好作品。我有一个印象，似乎不仅仅是我，许多中国观众也并不很了解田汉，除了他是国歌词作者外。然而结尾出现了一些意外，突然舞台上高奏国歌，近千观众站起来合唱。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奇怪的场景，不过我也清楚，这更多是关于历史，而非现实，因为田汉写作国歌歌词是在1935年，是为了反抗日本侵略者，理解这一点很重要。从艺术上讲，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但也不至于是灾难。但是演出结束后，有一个来自德国代表团的观众非常愤怒，他将结尾解读成响应北京会议的政治宣传。田蔓莎女士向他解释这是一部旧作的复排，这不是关于现实，而是关于历史，但这个德国人根本听不进去。很显然，他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，因为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，民族自豪感是禁忌，他因此对整个演出采取了敌视的态度。这是出于固执的偏见，我为他感到难为情。当然我不想引起误解，我也不喜欢这个结尾，在剧场里不应该引导观众做这样的举动。

织工：我也不喜欢这个结尾，当时感觉尴尬极了。不过我想这未必是导演的意图，因为《狂飙》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剧场演出时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。我想乌镇会展中心的演出环境有很大影响，太像演唱会或体育赛事，一个人的举动很容易引发群体性效仿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zzgcyj.cn/qikandaodu/2021/0415/1342.html